汪昂在学习医学的过程中，深刻感受到《素问、《灵枢》、《理智深刻，包容弘博》，是医生必读的经典。但编卷繁复，文字古奥，病症脉候，针灸处方药，错杂出；“又回答了问题，很难观看”。历代有不少医生对《黄帝内经》（包括《素问》和《灵枢经》）进行了整理、编写、校订、注释，但很多内容复杂，重点不清，不便于掌握内容要领。他赞赏元代滑寿在《读素问钞》中将《素问》不同内容分12项摘录的编纂法，模仿其方式，选录《素问》，分析《灵枢》的主要内容（不含针灸），分为脏象、经络、病机、脉要、看病、运、审治、生死、杂论等9篇斟酌各学说简注，编成《素问灵枢类纂约注》2卷，于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序刊。他认为《素问》必须兼治诸法，文字重于说理，《灵枢》偏重针灸、经络，相当一部分内容体现在术数上。因此，编辑后的各原文以《素问》为主，以《灵枢》为副，但对详细的内涵大致进行了概括。为了方便读者阅读，引用的《内经》原文均标明出处，避免相互参照错误。虽然在《内经》正编中被删去了，但段落依然前后连贯，不会割裂原文的弊端，比《读素问钞》更有特色。原作经过汪氏再分类编辑，增强了系统性。其中注释由唐代王冰、明代马莳、吴昆和清代张志聪等诸家研究注释《内经》的著述，并结合个人学习《内经》心得，可自由阐述自己的意见。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谈到他如何编纂这本书时说：“或节其繁，或辨其谬误，或使其文义滞涩，或不详，或不足。”。立论多比较恰当，力求解释《内经》的奥义含义。他在编写过程中精选了《内经》原文（多系学术价值比较明显，或对临床有指导意义的内容），由于分类有序，注释比较语义简洁，简洁扼要，因此该书在《内 经》的节注本中非常有影响后世也有人把它作为《内经》的教材。以上基本反映了汪氏在医学理论上的造诣和著述成果。

汪昂本草在普及学、处方学的著述方面，有特别显著的贡献，对后世的影响相当广泛。本草学自《神农本草经》（汉代约成书）问世以来，历代著作相当丰富。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集思广益，论述精博，全面载药1892种，为本草学的研究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但是，这本书卷很多，读不完，对初学入门很不方便。另一方面，《本草蒙筌》、《药性歌赋》等书还拘泥于文字的对偶，阙略还很多，需要但没有准备。另外，上述几部本草著作只阐述了某些药物治疗某些疾病，但未说明主治的理由，即偶有解释性者，大多分析不详，文字表达不清，流畅，影响本草学知识的普及。面对这样的现状，汪昂决心在“备”、“要”两个字上下功夫，编写以介绍药性、主治为主的具有普及性的本草专著。他专心致志研究历代本草，博采诸家学说，以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和缪希雍《本草经疏两部为主，删改简单，从博中恢复承诺，经常使用400多种药物，约于康熙20年（1681、编辑《本草备要》一书。10年后，他又补充60余种，取名为《增补本草备要》，出版于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、，后世也沿袭旧名《本草备要》。全书共分八卷，卷首有《药性总义》一篇，概述了药的四气五味、升降浮沉、配伍、归经、效用、禁忌及炮击的重要性。后将470余种药物分为草部、木部、果部、谷菜部、金石水土部、鸟兽部、鱼介鱼虫部和人部，分类介绍。各药首先判别其气、味、形、色，其次阐述其经络、功能和主治。以“十剂”宣传，通、补、泻冠，土特产、修治、畏恶后附着，并对多种药物标明毒性、服法、饮食禁忌、采药时间、别名、功效及真伪鉴别等。另外还有400多张图纸。这本书体裁新颖，选药精要，对临床最常用的药物几乎没有网罗，而且文字清晰流畅，易于记忆。

汪氏关于药物，注意引用本草名著的精要说进行概括。在学术观点方面，师古而非泥古，可以折衷论述前贤，有很多创意。书中既有十八反、十九畏的内容，又根据临床实践提出异议，不拘泥于前人的“逆畏”之说，其药的性质，数以百计，但一定要参考自己的意见，判断其曲直的是非。本书是本草的专著，为了更切合临床参考，对药物一定要参考论证，并相互解释药性结合病证或病因，将中医生理、病理、诊断、治疗学理论和药物学内容溶解于一炉，贯彻辨证论治原则，使读者能有规律地遵循派药变法，既有道理，又实用。因此，该书自刊行以来广为流传，有60多种刊物，其中最早有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、的刻本，以及1729年的日刻本等。这本书论述通俗，说明清晰易懂，对本草学知识的普及有很大影响，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普及性本草名著。清代以前，历代医家编写的方书不少。医疗方面的分类，方剂理论等方面也被阐明，不过，方解方面不太用力。金成无己的《伤寒明理论》对制法理进行了论述，但上述医方仅20首。明代吴昆著《医方考》，其注解医方虽较成氏有所增加，但多仅限于个人见识，其义述理尚不充分，收方范围也不广。汪昂医生认为应该知道方法，也应该知道方法的解。不然的话，“执死之方治病，不误祸患于人者数希”。考虑到这一点，他在撰写《本草备要》的同时，仿照宋代陈言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及吴昆《医方考》的遗意，广泛博采众说，于康熙21年（1682、撰写《医方集解》一书为辅，相互运用资金。该书共3卷，选购处方近700首（含正方及附属方），按功能分为补养、发布、喷吐、攻里、表里、和解、理气、理血、祛风、祛寒、清暑、利湿、润燥、泻火、祛痰、消导、收涩、杀虫、明目、瘘、经产共21门。各门之首，简述其功能、适应症及主治病证的病因病机。在各处方名下，简注功效及处方来源，下面列举主治病证、处方药组成，再次进行方义解释和处方加减等，并对各处方治疗病证的病源、脉候、脏腑、经络及治疗方法，无不备录。书后附有“急救良方”一章，记载了20多种意外或危险证件的急救方法，以备急用。

书后附《勿药元解释》一卷，简明扼要、流畅的笔触阐述了读者防病养护的重要性。汪昂编辑各方，多为临床常用名方，多为药味提炼、药性温和、效果可靠者。其选择范围被历代医学书籍广泛采用。择方宗旨是以理法精当、实用有效为原则，多为名医创用方，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医家见效方，体现了其客观、求真的态度。书中记载的后世常用的几种名方（百合固金汤、金锁固精丸等），由于原始文献散失，幸好被收载于汪昂传世。在处方分类方面，汪氏参考“十剂”学说，按功能分类扩充，并结合前贤的见解，建立了将处方学根据病因和治疗方法综合归纳的分类方法。该处方分类法比较完善，便于临床应用，使处方学成为不依赖于本草学或病证学的独立学科。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同类药方的相关内容，便于根据疾病选择药方，同时也避免了同一个药方的重复。这不仅对当时，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汪昂以后的方剂学专著（吴仪洛《处方切用》、张秉成《处方便宜读》等）多沿袭此法进行分类，现行出版的《方剂学》教材也基本沿袭了汪昂的医方分类法。在对各方面的方解方面，汇集了汪氏古今数十位医学家的学术精髓，上至《内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，下至金元四大家和明代、清初诸贤之论，均作了选录、博览约、附己见，说明了立方的奥秘。他的释放者着眼于“辨证论者”、“虽说是方解，但病源脉候、脏腑经络、药剂疗法、准备不到位”，释放者与临床密切结合，从而使理、法、方、药相应贯通，为后世处方书的释放者建立了规范。《医方集解》因有以上特点，问世后流传甚广，对后世影响甚大，成为中医门道书的重要著作。出版物多达50多种，现存最古老的是康熙21年（1682、刻本。

《医方集解》刊行后，通过十多年的实践，汪昂编写了读者能在较短时间内学习掌握临床常用处方的著作《汤头歌诀》，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、刊行。该书选取常用处方药300余首，编排流畅易读的七言歌诀200余首，每种处方下注简注，补方歌是由于音韵的限制或缺乏简略。汪氏本编辑的特点在于粗分类（按功能分为20门，类似于《集解》），便于查询，并指出：“歌不分方，方不分文，药味引药，皆周明，并展示古人用药傍类之妙，便于裁剪。”。这本书深受初学者的欢迎，流传甚广，对后世方剂学的教与学有很大影响。有30多种刊物。后人仿照此例编纂方歌、补充、改编、增注、白话解，不计其数。学中医者多以此书为入门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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